國民教育

許寶強：另類洗腦 ——從通識科的經驗看德育與國民教育

【明報專訊】教育局日前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下簡稱《指引》），再一次惹起爭論。贊成者認為，九七年後的香港，有必要加強德育及國民身分認同，反對者則擔心，這是政治「洗腦」工程，只許「唱好」國內發展，不容討論「六四」、維權，甚至可能會重蹈日本、德國法西斯的舊路，「禍延數代、後患無窮」。

面對質疑，除了創造出一個「開展期」，讓學校可實質上延後3年推行此科外，教育局還花費5億，一次過補貼每間學校53萬元，以銀彈為課程開路。

儘管教育局建議教師在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內容時，必須中立、抽離，不過，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仍然願意清楚表明反對設立這一科目的立場，理由如下：

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無關的科目

首先澄清一點，筆者並不反對認真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只是無法相信，在香港目前的教育脈絡下，加設這樣一個科目，真的能夠有效孕育《指引》所羅列的各種正面道德價值，更遑論促進國民身分認同。相反，如果我們真的嘗試推行《指引》的建議，要求學校設科、師生教習，將很可能會產生很多不經意的負面效果。

暫不論它是否一項政治任務，差不多可以確定的是，本科的推出，大概與教育理念並無多少關係。正如教育學院前院長莫禮時（Paul Morris）教授指出，香港的課程發展，基本上是一種象徵性的政策（symbolic policy），也就是並不認真地訂定、釐清和貫徹官方的教育目標，只求避免批評、準時交差、完成任務。Paul Morris與Bob Adamson（2010）舉例指出，過去教育當局製作的關於道德、公民和環保教育的各式課程指引，由於與公開考試成績無關，大都被學校和教師漠視，只間中虛應故事。換句話說，在製作課程時，教育當局所關注的，更多是能否準時「交功課」，而非課程目標、內容、教學法和考評之間的連貫一致。於是，出現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一樣「模稜兩可」、「面面俱圓」的指引（見許承恩：〈如何嚴守「中立」又教好正面價值？〉，《明報》，2012年5月4日），自然並不奇怪。

新高中通識科的檢討

不幸的是，這些「模稜兩可」、「面面俱圓」的課程指引，卻往往產生了不少負面的不經意後果，包括與課程目標剛好相反的教育成效。例如，以孕育學生正面價值觀為目標的課程，卻打造出「講一套、做一套」的玩假心態；又例如，以培養批判思考和多角度視野為旨的科目，則產出了正反各打五十、贊成反對各列3點的考試套路。

筆者正與一些教育團體合作，進行一項檢討新高中通識科課程的問卷調查，當中的一些初步結果，或許有助我們理解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可能產生的問題。

去年底至今年初，我們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向全港新高中通識科教師和部分中六學生派發問卷，調查他們對課程內容的評價。今年3月，收回的問卷分別是643份（教師）和2884份（學生），調查報告仍在撰寫中，並將會於稍後的時間發表。這裏先引用一些有趣的初步觀察，以作為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參考。

我們的調查發現，受訪的600多位通識科教師，超過一半同意他們「花了很多教學時間於訓練學生的應試技巧」，只有約一成明確地表示「教育當局對新高中通識科的課程目標有清晰的指引」和「從教育當局得到足夠新高中通識科教學的支援」，但不同意的則有四成多。問卷邀請受訪同學用1至20字來形容他們經歷的通識科及專題研習學習過程，出現頻率最多的詞句是：「不明白╱不明所以╱不知所謂╱唔知做乜」、「困難╱辛苦」、「悶╱煩」和「浪費時間」等負面描述，「不錯╱好╱有趣╱正╱有用」等正面評價，則相對少得多。

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較為相關的，是新高中通識科官方文件中羅列的其中一項教育目標——令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對於這項目標的檢討，受訪師生的評分是通識科各項目標中最低的，只有稍多於一成的教師和兩成的同學同意通識科能促進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卻有超過四成的師生不同意；此外，約四成師生認為，通識科的專題研習孕育了學生的馬虎交差心態，另三成師生甚至認為，專題研習培養了學生弄虛作假的風氣。這些不經意的教育效果，間接印證了在象徵性政策和考試主導的學校環境中，嘗試利用一個科目去孕育公民道德價值的虛妄。

不完全對焦的評論

如果當代香港的教育脈絡維持不變，依據《指引》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將很可能如上述的通識科經驗一樣，產生與官方宣稱的價值教育目標無關甚至相反的效果。在象徵性政策和考試主導下，學校師生大概不會太認真地教授和研讀課程內容，吸收當中蘊含的政治信息，就正如國內推行多時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沒有在多大程度上減少國民移居歐美、澳紐、港日等地的興致，亦難以消除網民大眾對官僚腐敗、貧富懸殊的不滿。因此，批評者所擔心的那種政治「洗腦」效果，或許不至於大規模出現。相反，評論的焦點，或許應放在象徵性課程的不經意效果，包括推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另類「洗腦」，例如鼓勵師生習慣於「講一套、做一套」的虛偽，又或因循於各打五十的「中立抽離」，以至窒礙思考的程式化考試套路。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配合當日教育局公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新聞，一些報章效法新高中通識科的試題樣式，向讀者提問：「多大程度同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為必修課程」？並同時提供作答「貼士」，建議同學表述正、反觀點，並在支持科目能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培育國民身分認同感」，或反對「學科將成為政治任務，變成洗腦科」這兩種立場中，選擇自己的立場。這種千篇一律的提問方式和作答建議，顯然無法鼓勵同學因應香港社會和教育制度的具體狀况，認真的思考。剩下的，只是同學自己也不太相信，但卻能滿足考試（或制度）要求的「中立抽離」答案和處事習慣。

需要稍為澄清的是，筆者並非認為「只談成就」、「避談六四」的課程設計沒有問題，一個開放、沒有政治審查的課程內容，自然是十分重要的。這裏想補充的，是我們必須把課程置放在具體的學校環境和社會脈絡中，才能分析它可能產生的實質影響。

事實上，在傳媒和互聯網發達的世代，香港學生在電視、報章、網上接觸到有關「六四」、「維權」等資訊及評論，往往遠多於從學校獲得；此外，沉悶的學校教學，也難敵傳媒和互聯網多姿多采的呈現和發放形式。因此，如果官方想成功政治「洗腦」，恐怕必須更全面地監控大眾傳媒和網上活動。倘若政府最近提出的影響記者採訪自由的《纏擾法》和被稱為「網絡23條」的《版權修訂條例》獲得通過，其政治「洗腦」的效果，恐怕絕不比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低。循此思路，要有效對抗政治「洗腦」式的國民教育，在反對《指引》中政治偏頗的內容之餘，教育工作者還需要同時向損害新聞和網上資訊流通自由的《纏擾法》和「網絡23條」說不；而如果我們想減少象徵性課程所引起的另類「洗腦」效果，恐怕得「推倒重來」、「循序漸進」，徹底改革課程發展的制度和過程，放棄玩假的象徵性政策，依據民主和透明的原則，以專業的知識和認真的態度，尊重學校、師生置身的環境和面對的局限，重新訂定各項課程，包括通識和德育及國民教育。

自訂題目

通識教育科的校本評核課程是獨立專題探究，佔總分20%。教育局亦宣佈由本年度的中四開始，將三階段三次評分改為兩次，分別為探究計劃部份和習作部份。

相對而言，訂立題目在整個探究中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而坊間不少書籍、報章都會指出訂立題目的重要性，主要指出同學必須要按照自己的興趣和意願訂立題目，並不要掉進老掉牙的題目圈套之中。一個好的題目必須範圍適中，即是所謂不要太闊和不要太窄，每個老師心中都有一把學生難以觸摸、量度闊窄之尺。但，其實學生心中都有一把尺，老師作為評核者，其意見是十分重要，所以我們必須要學會拉近學生和老師之間的洪溝，並清楚顯示那洪溝的闊度和深度，即學生和老師對題目的理解，以及大家對探究執著程度。

其次，訂立一個有意義的題目，隨己意訂立題目往往會忽略這一點；所以，同學並非單純按自己意願訂立題目，探究的過程是像將自己和整個社會拉近，把自己的期望放入一個特定的處境之中，而這種題目的探究過程必須與社會有所連繫，例如：在城市中的觀察、向一些獨特的人進行訪問，而這些觀察和訪問也儘可能是探究對象所關心，這樣，你會發現這個探究題目，不止對你自身有意義，也對你的探究對象變得有意義。

請記著，儘管獨立專題探究是有其自主性的，但請不要忽略老師的意見，儘管老師的意見和個人的見解迥然不同，但他／她畢竟在學士或學士後的課程進行過一些深入的「探究過程」，所以，期望學生在學習過程能體現學術的尊重。

一場悲劇

過去幾年，曾在大小不同場合聽到老師對通識的評價好壞參半。三年過後，該是時候為新高中課程的通識教育科課程給予一個評價。

「通識教育科給予了我們一個難得的機會，在課堂討論時事，補充同學對時事關注的不足，亦補充了各學科的不足之處。」

「通識教育科的考核是毒害了學生和老師，我們一味地追求那樣的作答技巧才是最好，失去了通識的本義。」

「我根本不喜歡通識科，它完全是無聊。」

「通識教育科讓我的眼界擴闊了。」

通識教育科是必修科，不像選修科一樣，它必須對同學有意義。這種意義的建構來自老師、同學和學科知識的交流，也來自於彼此之間謙卑的學習。有部份同學認為通識科的珍貴和獨特之處是基於他們能夠透過這個科目將他們和世界拉近。別人說通識教育科有沒有意義，這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仍在讀通識科的您，到底這一科為你帶來什麼意義。

但現實總是比想像更殘酷，隨著預科課程的衰落，新高中課程獨佔了教育課程最重要的位置，老師也因這個改變而產生了變化。雖然有不少老師未曾接觸過通識科，也沒有接受過通識科的訓練，卻擔當了任教通識科的角色。由此推論，通識教育科的教學成效只會繼續向下降，這是一個悲劇。

三年又三年，或許三年後，讓真正曾接受過通識教育訓練或願意接受它的概念的人擔當大旗，這才是發揮到本科最大功力的時刻。